这场改革此前由检察机关主导，因而其改革范围被限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其改革方案围绕检察机关的起诉权(包括不起诉权)设计，并辅之以检察建议职能的发挥；当这场改革的 范围延伸到审判阶段，法院在审判活动中融入促进涉案企业合规的内容，则要从量刑权和刑事审判程序两方面着手，辅之以司法建议职能的发挥。涉案合规改革的进一步拓展，需要依托司法机关的职权来进行，要么是发挥司法机关的现有法定职权，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调整职权行使的方式和机制，要么寻求立法机关支持，通过赋予司法机关新的职权权项来解决改革 过程中的“权力供给不足”问题，但新增权项不能违背司法机关的基本法律定位和职权属性。

       检察机关继续推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应当扩大其不起诉权的类型和范围，包括推动设计针对犯罪嫌疑单位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从检察机关推动经济治理和公司治理层面的合规改革的最终目标看，审查起诉阶段的促进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只是其中内容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促进行政机关通过规制手段推动企业合规建设。通过办理刑事案件促进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对推动市场经济主体合规经营的辐射面有限，而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法律地位和职权允许甚至要求，对负有法定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进行监督，而主要的法律武器就是检察建议权。《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20 条和第 21 条为此给定了充分的职权空间。既然如此，检察机关推动企业合规建设向市场领域纵深发展，就有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第一个思路是，直接对违法企业进行监督，尤其是办理民刑案件、公益诉讼案件中发现企业违法情况，要求违法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第二个思路则是，通过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由后者责令违法企业进行合规整改。比较而言，妥善的选择应该是第二种，因为前一种方式可能导致检察监督权与行政执法权的混淆，而后一种方式既符合检察机关的权力定位即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也可以保证检察机关监督工作的效率。

       法院参与并推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只能在审判职权所及范围之内进行制度和机制设计。在审判阶段，可供选择的路径有四条：一是“诉讼中止”路径，即与检察机关合作，在审判阶段允许检察机关继续推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并将涉案合规整改作为对被告单位进行量刑的一个考量因素。由于受到审限的约束，审判机关需要运用诉讼中止的方式为检察机关推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留足必要时间。二是“撤回起诉”路径，即与检察机关沟通，如果涉案企业在审判阶段提出合规整改请求，而检察机关认为符合整改条件的，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三是“延期审理”路径，由法院根据被告单位请求允许其合规整改，并通过延期审理的方式为其留足合规整改时间，起诉的检察机关负责监督其合规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时间届满后，由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建议进行审查，进而决定是否给予从宽量刑。四是“合规制裁化”路径，即对单位的刑事制裁方式进行改造，将合规作为一种法律后果，当被告单位犯罪行为危害较轻、合规意愿强烈且具有合规整改能力时，对单位定罪缓刑，如果合规整改达到预期效果，则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当被告单位犯罪行为危害较重但具备合规条件时，将强制性合规作为一种刑事制裁措施，犯罪单位能够实现合规整改目标的，消除其犯罪前科，而强制性合规的执行由法院主导。上述路径选择，都需要刑事立法进行调整，前三个路径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中止、撤回起诉和延期审理的规定，其实体法根据都是将涉案企业合规承诺实现作为一个减免刑事责任的事由，后一个路径则需要在刑法中增设对单位刑事制裁方式和增设单位缓刑的规定，其设计思路则是将合规整改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或者不予刑罚执行的一个附加条件。上述可供选择的路径都需要通过修改法律来解决合法律性的问题，而且，无论选择哪条路径，都需要从法理上予以进一步澄清。

       对于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能否开展合规的问题，有学者持肯定的观点，也有观点虽不主张由公安机关主导开展涉案企业合规，但建议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方式对处于侦查阶段 的犯罪嫌疑单位进行合规整改。主张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主导进行合规整改的思路是不妥当的。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说，合规整改及对企业的从宽处理属于司法权的范畴，应当由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行使相应权力，侦查机关无权对合规案件作出出罪处理或者从宽处理。这一观点的法理根据，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没有赋予公安机关相应实体决定权限的法律设计，在论理上是完全相通的。当然，如果公安机关对犯罪 嫌疑单位提出合规建议即促进其主动合规整改，并向检察机关提出合规不起诉的建议，从法理上看也无不妥，但其不能主导犯罪嫌疑单位合规整改进而决定是否撤销案件。

       在刑罚执行阶段可否引入合规整改元素呢？由于罚金刑的执行权限由法院行使，设若在判决生效后，犯罪单位提出合规整改以换取罚金刑暂缓执行的，法院可否裁定暂缓罚金刑执行呢？从促进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基本逻辑考虑，如此思路也是可行的，只不过，这种情形只具有暂缓刑罚执行的效果，并不会产生免除刑罚执行的效果。这种罚金刑的暂缓执行发生在刑罚执行阶段，不同于属于量刑制度的缓刑。现行刑法中并没有规定罚金刑的缓刑，也没有规定暂缓罚金刑的执行制度，因而如果将合规整改元素引入刑罚执行阶段，也必须通过修 改刑法来赋予法院相应的职权。

       从一定意义上讲，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就包含了对刑事实体法规范和原理的考量，对一项制度所涉及实体法问题的理解与界定，直接影响到程序设计的基本思路。如前所述，如果将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成效作为一个减免刑事责任的根据，那么，程序设计的思路就应该为犯罪企业寻找“不上法庭”或者“即便上了法庭，也可以不予刑事制裁”的诉讼机制；如果将涉案企业合规界定为一种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或者制裁方式，那么，即便犯罪嫌疑企业“不上法庭”，也要考虑其行为构成犯罪而施加以一定的不利法律后果，或者“上 了法庭，但要将刑事合规作为一种制裁方式令其改恶迁善”。所以，如何看待涉案企业合规 建设及整改成效的实体法意义，决定了程序设计的基本思路。目前关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设计方案，都是将涉案企业开展合规整改作为一个从宽事由，一些学者更是主张作为出罪事由，其隐含的实体设计思路就是“合规换出罪”。例如，有学者即认为：“一个企业一旦被定罪， 即便受到宽大刑事处罚，所带来的也无非主要是罚金数额的降低而已。而企业一旦被作出无罪处理，就不仅可以避免被戴上‘犯罪人’的帽子，防止受到刑事处罚，而且还可以避免受到各种资格剥夺的严厉后果。”还有观点主张：“我国推进企业刑事合规的背景下，企业合规不仅应当成为减轻企业刑事责任的依据事由，而且应当成为规模性免除企业刑事责任的主要依据。”这些观点确实看到了合规整改对犯罪企业的“生道”意义，也有利于实现这场 改革的经济目标，但是，这一思路会在相当程度上冲击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从实体上看，定罪的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二是对行为人进行谴责；三是为刑事制裁提供前提。对涉案企业而言，其采取事前且有效的合规，那么单位中自然人的行为即不能归责于单位，因而单位即不构成犯罪。在事后合规的情况下，其行为符合某一犯罪成立的所有条件，就要对其行为进行法律评价，相应地要对其进行谴责；在对其谴责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可以从宽处罚，包括定罪免刑的情况。因而事后合规只是减免责任的事由，应从单位量刑法理的角度进行思考。定罪免刑显然不是“出罪”。从定罪的角度思考，一个行为要么成立犯罪，要么不成立犯罪，不能说已经成立犯罪，又否定其刑事责任的存在。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也不是“出罪”。在犯罪嫌疑单位存在事前合规的情况下，其行为就不成立犯罪，那么，就应当作出法定不起诉的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酌定不起诉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实体法基础是《刑法》第 37 条“免予刑事处罚”和刑法条文中规定“免除处罚”的规定(可笼统地概括为“定罪免刑”)，因而适用不起诉，一方面包涵了对行为主体行为构成犯罪的肯定性判断，另一方面根据其犯罪情节而不向法院寻求刑事制裁。定罪免刑是犯罪主体解决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因而酌定不起诉也可以理解为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嫌疑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将事后合规作为出罪事由并将其理解为合规不起诉教义学基础的观点，在学理上缺乏充分的根据。其理由在于，事后合规发生在单位实施危害行为之后，属于量刑情节，而不是影响犯罪成立的定罪情节，因而将事后合规作为影响定罪的要素进行判断，就错置了事后合规的法律属性。所谓“程序出罪”的提法也值得进一步商榷，诸如不起诉、撤销案件等诉讼制度，其意义在于创设国家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序机制，而判断是否符合不起诉、撤销案件的条件，仍需要根据实体法进行判断；根据刑法规定属于定罪免刑情形的，才可能适用酌定不起诉的规定，而不成立犯罪的，则适用撤销案件或者法定不起诉的规定。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成果，最终要体现在法律制度和规范的制定上，而合乎法理且能够实现公正效率的法律规范，必然要协调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且要保证同时符合两类不同 但高度相关法律规范的基本法理。当然，法律层面的路径选择，还是要根据法治原则进行设计。目前有舆论认为，涉案企业合规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即一些企业将合规整改作为今后涉嫌犯罪后一个“脱罪”的手段。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如果刑事司法中促进涉案企业合规整 改不带有惩罚性质的话，这种制度设计的威慑效果和一般预防效果就会比较弱，因而在具体制度设计当中，有必要考虑提升合规整改的制裁性，尤其是针对那些罪行及后果较为严重的犯罪企业。

       与近些年进行的几项有影响的司法改革相比，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涉及面要更广，需要更多的配套制度和措施的出台。这点在检察机关启动改革之后采取的各项举措就能看得出来。继续推进这场改革，需要进一步调动各方积极力量，尤其是促进市场中合规服务机构的大力发展，由此带动市场经济主体的主动合规风潮。一体性的改革设计方案，就要考虑在相关行政、民商事、经济法律、法规规定增设相应的条款，由此为主管部门推行行政合规与刑 事合规的对接创造条件。坚持一体性原则，就要用好系统思维，形成各层面、各维度的统筹兼顾。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方面，重点要在三个方面加强统筹：

       一是处理好企业自主合规、行业合规和行政合规、刑事合规以及民商事审判中促进企业合规的关系。在一个理想的法治经济状态下，企业应当循法自治，行业组织给予充分的专业支持，而政府机构给予指导和监督，对单位的刑事制裁应当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这个理想状态基本上也就勾勒出不同主体在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基本定位。在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刑事合规像是在发挥“鲶鱼”效应，藉此将行政主管机关和市场主体的合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也由此不断推出更多制度和机制建设的建议，促进相关主体明确并主动履行其义务。行政合规实际上是行政规制的必要延伸，而推动行政合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提升行政主管机关监管的积极性、科学性以及促进企业合规的工作水平；今后相关经济行政法律应当为行政主管机关创设必要的合规监管义务，并在工作机制上保障其合规监管能力。行业合规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督促企业合规的机制， 但目前我国行业组织缺乏这方面的意愿和能力。民商事审判中促进企业合规机制如何建立，还需要不断探索，可能的思路是通过司法建议的方式推动行政机关促进相关企业进行合规。

       二是统筹思考合规专业人才培养和专业机构建设。如上所述，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乃至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主体进行合规建设，需要一定规模且专业的合规服务机构。这就需要行政主管部门来引导、培育这类机构。专业机构建设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其根本决定因素是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一个合格的合规专业人才，不仅要懂企业管理，熟悉法律制度和行业规范及标准，还要了解公共管理事务。从人才综合素质和知识结构需求看，对这类人才的培养也应进行多学科、多领域知识和经验技能的教育教学。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当前改革的重点，也是全面推进各类型企业开展合规建设的“抓手”，因而目前应集中在这个领域合规人才的培养上。能够胜任这个领域合规整改要求的专业合规团队，其成员的知识结构包括刑事法律、会计及审计等领域的知识。需要提及的是，对于刑事诉讼中促进企业合规整改，应否考虑将第三方机构纳入刑事诉讼中并给予其一定的诉讼地位？有观点认为，应将这类主体规定为诉讼参与人。这一看法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不过，从刑事诉讼原理来讲，第三方 机构及其人员是受委托从事合规整改服务的，其活动不属于刑事诉讼范畴，也不享有当然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因而不应将其规定为单位刑事诉讼的诉讼参与人。

       三是涉案企业合规制度的完善应综合考量合规整改的预防性和制裁性。如何界定刑事司法中合规整改的法律属性，直接关系到这一制度的未来走向。涉案企业在被刑事追诉后自愿合规整改的，可以作为从宽处罚的根据，这种情形可以视为减免刑事责任的事由，其学理根据即在于其再犯可能性比较低且真实合规会有效促进企业守法经营，这也是基于预防角度的考量。在这种情形下，合规整改主要是内生性的，对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干涉较小；司法机关进行监督或者委托第三方进行监管，是辅助于企业自主合规整改的。如果企业管理层没有主 动合规意愿表示，或者因部分负责人被刑事追究而反对合规整改的，设若对企业仍有合规必要性，法院是否可以强制进行合规整改呢？这种情形可能产生的争议就是，因为这种合规整 改会带有强烈的外部性，司法力量会对企业自主经营形成干涉，而且这种情形下强制性合规 就会转变为一种制裁方式，即“合规换罚金”或者“合规 + 罚金”的方式。不过，同时应 考虑对合规整改成功的企业，可以恢复其因触犯其他法律而受影响的权利，如公司融资、招投标等，即“合规换复权”。这种带有明显制裁性的合规方式，可能不符合当前主流观点， 但是，倘若将强制性合规规定为对单位的制裁方式，同时考虑在单位履行强制性合规义务的情况下全面恢复其市场经济地位时，一方面可以解决有罪必罚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通过更大 外部压力促使其整改，因而这不失为一个可行且合理的制度选项。